＃本文摘自《邛崃文史资料》第三辑（1989年9月），作者尚宗钊，原标题《72军34师起义经过》

  1948年冬，我从南京陆军大学21期毕业，分发到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工作。这时，辽沈战役已近尾声，由李宗仁上台撑持残局，而蒋介石则名为下野，实则回到浙江奉化县溪口作幕后指挥。我在三厅二处任综合科科长，工作之一是每天把全国战场的战况综合起来，供蒋作幕后指挥之用。战事持续不断的发展，眼见京、沪、武汉长江一带将受威胁，于是我把在江苏无锡税务局工作的爱人冉永芳接到南京，准备送她返回四川。在她上船返川前夜，我俩住在南京浦口一个旅馆里，彼此凄然话别时，她方才向我吐露，她在其家乡四川屏山读初中时，即已由她哥哥冉永淳介绍参加了地下组织，她父亲冉乔松也是老党员。她向我做了工作，使我解除了对的恐惧与顾虑，并叮嘱我绝对不能去台湾，必须回到四川，以图团聚。我把爱人送走后，国防部急急忙忙地迁往广州，我被留在南京国防部前方指挥所。此后，形势急转直下，淮海、平津战役先后结束。1949年4月23日，解放大军横渡长江，攻占南京。当日，我随同前方指挥所飞往上海。继而上海危急，又转飞广州。

  奉命去重庆为国防部设营，国防部不久迁到了重庆复门关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势如破竹，先南下再转西南。到11月，国防部又有迁往台湾之议。我见蒋家王朝土崩瓦解的形势已不可逆转，而我父母妻儿又在四川，决心不去台湾孤岛。同时，我丈人冉乔松亦劝我从速离开国防部，搞部队策反建功。于是，我积极寻找适当部队，伺机策反，作为投向的见面礼。这时，新成立的72军34师驻四川隆昌一带，该师师长柏恒是我在省立成都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班同学，又是结拜弟兄，该师恰好缺少一个师参谋长。我想，我如和他共事，一切事情都好商量。我当下打电话和他联系，他热切地盼我前去。我很快就请调到该师任师参谋长。

  我好几年没回邛崃老家看望父母了。离开国防部到隆昌34师与柏恒见面后，即携妻儿返回邛崃探亲。及至11月底返回隆昌时，方知全师已开赴叙永附近。我当即前往泸县，派人将家属送往屏山县新市镇丈人家，然后，前去师部面见军长郭汝瑰领受任务。这时，郭正忙于指挥军部由泸县迁往宜宾。他说：34师已开赴叙永三块石两天，任务是从南面掩护军部由泸迁叙，3天后，即沿长江南岸向西往宜宾方向转移，继续掩护军部左侧背，并要我立即前往三块石师部。我于11月30日黄昏乘车到达三块石时，不料师长柏恒已于日间前去军部开会，我和他在途中错过了。午夜以后，师长回来，当下召集师司令部人员指示说，前锋已抵贵州赤水河，逐渐向我师逼近，军部的主要部份正迁往宜宾，本师奉命立即后撤30里左右到纳溪县之江门镇，以后再向西退。按该师当时的部署是，师部和邓奎（上校团长）的100团在三块石及其以南地区；罗德昭（上校团长）的101团在古宋；曾翔云（上校团长）的102团在江门镇附近。12月1日师部和100团后撤到江门镇以西之观音寺。2日在此停留1天，柏师长召集师司令部人员和直属队，为我到职举行了布达式，宣告我正式履行师参谋长之职。这天还派出侦查人员打听进抵何处，命通信排不断寻找军部电台，设法取上联系，并把无法携带的步机枪弹等隐藏在一个老太婆家，以便轻装西进。3日，师部和100团、102团向西转移，晚上宿营于纳溪县赶场坝。这天在途中闻得江门镇以南有冲天巨响，晚上侦查人员回报，这是军部工兵营派车把江门镇以南之赛公大桥炸毁所发出的响声，其用意是为了阻止顺利前进。侦查人员还说，江门镇之公路和从古宋至江安之大道，已有之先头部队通过。这样一来，本师前后通道都被切断，陷于前进不能、后退不可的境地。

  晚间，柏师长和我同住在一间民房内，他感冒发烧，躺在临时的架铺上，为全师的处境而愁容满面。他问我，对此处境怎么办好？我于是将辽沈战役后直到目前的形势向他陈述和分析，指出大局已万难挽回，短时期内即将完蛋。我又和他研究郭汝瑰为何需要撤向宜宾？其目的可能是将部队在宜宾一带集中后，尔后形势不利，便转向雷、马、屏、峨边区与周旋，必要时转移到云南与缅甸接壤地区，依靠美军，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。但这是死路一条。因雷、马、屏、峨边区既无足够的人粮物资打游击，更不是的对手。何况全师官兵大部是泸县、隆昌、荣昌、永川一带的人，大小官员又拖家带口，他们怎肯远离家乡！就本师目前处境而论，前后道路俱被切断，如果要向西硬冲过去，与战斗，必然一触即溃。如果呆在原地不动，为了解除其进军中侧背的威胁，必然前来攻打，其结果同样不堪设想。经反复研究后，柏恒极为沮丧，唉叹不已。我见时机已熟，遂建议走北平傅作义道路。他考虑一阵后说，1947年，他任72军团长时，曾在山东滕县等地和打过仗，恐为所不容。我又举傅作义所部为例说，北平和平解放后，傅本人及其所部官员，不但保障其生命安全，而且所有官员供职如故。因此，过去曾在战场上和交锋一事可无顾虑。柏恒又经过考虑后，遂同意我的建议。但赶场坝不是可留之地，我和他打开地图研究并找人询问，得知赶场坝以北10多里以外的纳溪县之文昌宫高地，有险可峙，并有较大的平地，谷物丰富，给养不缺，本师到那里召集干部商议与和平谈判事宜比较适当。经过反复研究，我和他决定第二天全师（缺101团）向北移到文昌宫高地。

  4日，部队到达文昌宫高地。师部和102团驻文昌宫，102团以一部防守高地西南之山口，100团驻文昌宫以西10余里的水口场，并由该团一部防守高地西北通往赶场坝之山口，师部驻文昌宫简某家。因师部政工室主任逃走，参谋主任亦缺。晚上，师长召集干部开会，命刘华钧任政工室主任，第三科科长周白照提升参谋主任，遗缺以作战参谋陈云升充。同时，通知100团团长邓奎、102团团长曾翔云、警卫营营长和司令部各科科长于5日上午10时齐集师部开会，还命无线电排继续找军部电台联系，以了解军部情况（3天以来，因军部在迁移中，故电台始终未联系上）。

  参谋主任周白照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2期毕业（我是军校13期毕业），据柏师长讲，其人性情豁达，能识大体，要我将起义想法透露给他，看他的反映如何，如能事先征得他的同意，比较有利，因他同师司令部人员和警卫营营长等都较熟悉。我于是在晚上约周白照单独谈话，摆谈全国形势、本师处境、本师作战能力和出路等。结果，他很快表明态度，同意起义。他还主动表示立即去向第三科科长陈云和警卫营营长做工作。次日晨，周告诉我，他们都同意。

  5日10时左右，邓奎、曾翔云、周白照、警卫营营长和各科科长到齐后，便登上简家一座碉楼，围坐在楼板上开会，并把楼门关上，不让人进。事前，柏师长和我密商，怕开会中有人反对，引起冲突，开会时，须将手枪装上枪弹，放在棉衣的右口袋内，以备随用随取。并约定开会时由我先发言，然后叫大家根据师的处境，提出妥善办法，最后方由师长发言裁决。按照这一个部署，开会时，由我先介绍全国形势，然后指出我师当前所处险境以及与军部失去联系等问题，随即征询大家意见，该怎么办好。会上，有的主张向西硬冲过去，有的主张等待军部指示，但都被大家否定。几小时过去了，还是没有提出一个好的办法。我见时机成熟，便说为了保全部队，为了全师官兵及家属的生命安全，不如走起义的道路。我提出后，周白照表示同意，陈云和警卫营营长等亦表赞同。再经过一番研究后，102团团长曾翔云也表示无异议，只剩下100团团长邓奎未表态了。他说，还不了解军部动向，没有征得军长的同意，就这样做，对不住军长！说罢还哭泣不已。再经过大家一起分析、劝说，他方才勉强赞同说，大家要这样干，我有什么办法！一不拗众，我跟着大家走就是了，最后，柏师长总结大家意见，认为大家为本师所选择的道路是对的，也只有起义这条路才是生路。但起义，必须向提出3个条件：（1）一定要保持部队建制，不予打散；（2）必须保障全师官兵家属人等的生命安全，财产不得没收；（3）本师有的人过去和打过仗，不能算这个旧账。柏师长还指示：（1）师部电台必须不断地找军部联系；（2）各团长和独立营营长立即回去，连夜向所属各级传达师部的决定，并向下级做好说服工作；（3）派人下山与联系。由于当时已近黄昏，大家已饿，遂决定散会开饭，饭后再定下山人选。当大家下楼时，刘华钧便迎上前来发牢骚说，为啥不让我参加会议？当柏师长把开会内容告诉他并说到还须派得力人员与联系时，他即自告奋勇，要求前去。还说，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时，第二野战军高俘处处长袁血卒曾授命他再回蒋军中做策反工作，他是负有使命的。柏恒和他都是前72军的老同事，见他这样说，便相信他了，遂派一个年青参谋跟随他连夜下山去。因当晚滂沱大雨，山高路险，他一再推延下山时间，直到半夜以后，才打着灯笼下山去。事后得知，他第二天早晨到达江门镇通往纳溪的公路遇上后，并没有与之具体联系，而是声言必须找到高级指挥员，方能传达本师准备起义的信息，故又乘着给他的马匹，远赴纳溪而去。这样就失去时机，耽误了全师起义的大事。

  就在刘华钧去纳溪的那天（6日）早晨，的47师从文昌宫高地的西南山口向102团所部发起进攻，因曾翔云尚未来得及向连排以下传达师部的决定，于是，防守山口的分队便与交起火来，师部命宣传队打着白旗到第一线去向喊话，请其停止进攻。但并未停止前进，逐步逼近文昌宫。事后才了解到，47师因在贵州赤水河受过云南新8军李弥部队的欺骗，怕再上当，故未停止进攻。34师当时是准备起义而上文昌宫的，故各团、营间未架设通信线路，这时一经打响，部队遂没办法掌握。柏恒见此情况，叫我掌握师司令部，他要到水口方面亲自指挥100团。一个月后方才知道，他根本未去该团，而是带着一个姓洪的副官，撂下全师，择小路独自回其老家铜梁县去了。文昌宫战斗发生后，因部队没办法掌握，于是各营、连、排各自为战后，纷纷各自向宜宾方向星夜退去。战斗约到中午。47师所部脱离战场继续向长江北进。战斗结束，我巡视战场，看见34师的伤亡情况，便写信一封，托文昌宫附近的造纸厂一位老工人带给简乡长，请其组织力量掩埋死者，把伤员送去纳溪县医治。次日，我遂前往宜宾打听军部和34师各营、连，撤离战场后的情况。

  8日，我到江安县长宁乡江边打听宜宾消息，得知宜宾渡口将于9日开放，72军正准备起义。我于10日进入宜宾，果见街头贴出“欢迎进驻宜宾”、“72军起义光荣”等标语。11日，我去见军长郭汝瑰。他在盛怒之下，责问我为啥不经过军部同意便自行起义，以致因组织不善使部队遭受损失。我告以师部电台始终与军部联络不上，为情况所迫，不能不当机立断，他才稍息怒气。他叫我打听34师失散部队的下落，下一步怎么样办理，听候指示。不两天，军部通知我，说军代表郭影秋有事召见我。我前去见郭代表时，他对我说：文昌宫战斗是联络不及时造成的误会。他给我一封介绍信，要我去见泸县军管会的王其梅主任，要求他协助我收容34师失散的官兵和枪、炮、弹药。此后，我即和宋敏文一起去泸县进行收容工作。约半月，任务完成，回到宜宾。这时，34师已经恢复，驻在江安县属的大渡口（长江边上）师长是许亚殷，副师长是杜永鑫，我仍为师参谋长，师副参谋长宋敏文，100团团长是刘划平，101团团长仍是罗德昭，102团团长是李××（名字记不起了，该团是由他带来的交通警察总队编成的），参谋主任仍为周白照。未设政工室。34师在大渡口整顿一段时间后，军部移驻富顺县城，34师则移驻富顺县之赵化镇，在移驻过程中，师长许亚殷弃职携款逃走。到赵化镇后，驻军代表派来了师代表胡国钧同志。在赵化镇过了1950年的春节不久，师副参谋长宋敏文（此人是许亚殷的心腹，许和宋都是极端顽固的反动家伙）煽动警卫营一起叛变逃走，但旋即被我围歼。3月，34师奉命去富顺和全军一起改编，大部份士兵编入18军进军西藏，一部份军官送去隆昌教导团学习，其余军官（包括我）则随同全军的其他干部赴泸县西南军大三分校学习。以后，都分别复员、资遣或安排工作与作其他处理了。我于1951年春，由西南军大高研班调往南京军事学院工作，先后担任诸兵种合同战术军事教员和军事研究员。1970年，我奉命离休回四川省邛崃县定居。